沈煜

“我再也不向命运低头,尽管我们相伴而生,也将相伴而死,如同血溶于水中。”

1.5|恶意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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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,我想你现在应该很熟悉我了。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天儿。我对天气是很挑剔的:太晴不好,头昏。太冷不好,胃痛。无风不好,大风不好。穿短袖太轻浮,穿棉袄太厚重,喘不过气,我还想要呼吸。呼吸。

我早上不怎么吃饭。上学一贯是走过去,走得很快。今天有一点风,路旁迎春都开满了,光照正好,照着迎春丛里一只猫的尸体。它可能的死法太多,我不便赘述。

我踩着一双九成新的运动鞋,背着书包,刘海被风吹得飘荡了,觉得好像要飞起来。我站在路砖上,突然就触摸到了青春。它是燃烧着的,肆无忌惮的,不在乎前路是否迷茫或者黑暗的。我还意识到古往今来,所有文学家艺术家都歌颂这种青春,是有原因的。这时候你不必拥有任何东西,就有独自一人面对全世界的勇气。我站在早晨六点的太阳底下往学校走,手无寸铁,披荆斩棘。那时候我发现生活很美好。

现在,我们该提到我有生以来第一个以好朋友标榜的女孩子,同时也是我的生活中唯一能与撕逼电视剧扯上关系的一段回忆。她是很瘦小的,皮肤土黄,头发也呈现出营养不良的那种黄褐。塌鼻梁,眉毛挑得很高。我长得不出众,没有资格谈论人家。

我发现一个人假如打定主意要去死,想法就会宽松很多,对别人的看法也会好很多。比如我坚持认为:因为除了品格以外的任何东西去人身攻击别人,这种行为是低级的。没有什么错,也不是要谴责某某人,但是非常低级。既然干了低级的事情,就别因为被讥讽生气。在有这种想法的同时,我又不断回想起以前的很多所谓大事来。 现在又好像没有什么趣味了,但是又不能跳过。

赵静其人,她和我的故乡是很近的,以我的老乡自居。那时候我穿被刷黄了的运动鞋,背一个还印着卡通图案的书包,短发剪得乱七八糟,糊在眼睛上。我的骨节在半夜抽长,洗不掉墨水印子的校服很快地小下去。反正我就是那么一个人:高,壮,短发,终年阴沉着脸色,笑起来的时候前仰后合,不追星也不听歌,不做梦。六点半起床,晚上八点半就睡觉。最好的是,我那时既不考虑上吊,也不考虑勒死别人。

所以我那时候还会以为所有人都可以叫“朋友”。现在我经过深思熟虑,可以说:交到一个朋友是很难的,要运气,要时间,还要两个人的理想不背道而驰。太难了。当然,我不是说少不经事的时候不适合交友。但是能在五十多亿人里挑中那一个两个——始终不会改变想法,始终和你是同一条路上的人——是很不容易的。对于不幸挑中假冒伪劣产品的所有人,我都致以诚挚的安慰。

她是常常干一些过分的事,但是自己并不以为有什么错。比如扯断了我祖母给我的手链,开过光的那一串。她指甲太尖利,蓄得很长,指甲缝里沉淀着不少黑泥。人又太不知轻重,走在大街上也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色。但是她如果愿意装腔作势,那是可以很乖巧的。但是她每次一定扑上来掐我的胳膊,好像和我很亲近。

她说:“一串破木头珠子,坏了就坏了,又不值几个钱。”

再比如——央求我和她在冬天早晨六点出门来看店。所谓的店,其实只是露天摊里一个卖青菜的地方。而且一定很急,很忙,容不得我套好了手套,或者带好了围巾。我身体素质极差,冬天尤甚。她是很清楚这点的,毕竟背后常常指名道姓,扯着嗓子骂我道:男人婆,母夜叉,装什么柔柔弱弱!班里的文委不太爱理人,但是口碑很不错,应该是不至于花费一中午的时间,只为了和我抹黑她。她一个学习倒数,什么都不会,长得又不好的人,哪里有什么可嫉妒的呢?

但是她反正要扯着我来,而且要常常到商店里去捂一阵暖气,摊子是交给我的。我站在那里,没穿棉裤,没戴围巾,没套手套,除了一件大衣以外没有什么保暖措施,瑟瑟发抖。连街口拉二胡的老乞丐都不来了,道边还冻死了一群麻雀。于是我说:“我要回去了。”

她从开着暖气的商店里探出头来。

“你怎么那么娇气!”她指着我的鼻子,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“还没到中午呢!”

“可是我早上六点就站在这里了。”

“是你答应陪我来的!你答应我了!你答应了!你要反悔吗?”

她开始尖叫,好像一只被碾了一下的猫。因为还没死,所以尖厉。

“我没有。”

我在这里站了三五个小时,觉得青菜叶子黄得让人甚感凄凉,对此事不了解之如我都不会瞎了眼去买。只有一个中年妇女,好像是油下了锅才发现没有青菜了,急匆匆地买了三块钱的,又急匆匆地跑了回去。

于是她蹦了下来,把那三块钱从我手里抄手夺过去。

“你干什么?”

“那老娘们是认识我才来买菜的。”她说,“这钱我得拿去坐公交车回家!”

我很平静地看着她,心想:最后一次机会。

“我早上六点坐了三站公交过来,站了五个小时。”我很缓慢地说,“你家就在马路对面。我记错了吗?我觉得我不至于。”

“你走回去!”她得意地笑了,好像什么计谋得逞了一样,“你走回去呀!怎么样!”

我很平静地看着她,脑子里好像哪根弦,绷得特别紧的,啪嗒一声就断了。我好像都能听见那个声儿,很脆的,特别轻巧的一声。但是我并不还口,因为不知道怎么骂人。赵静。我在心里默默咂摸了一下这个名字,然后我一把拽住她的胳膊,用麻木的手扇了她一个耳光。我不是第一次打人,可是第一次扇人家的脸,所以并不特别响。

嫉妒会令人失去脑子和良心的。天地良心,我当时除了成绩有什么好嫉妒的呢?

但是那点儿课程,只要有点心谁学不好呢?嫉妒我什么呢,嫉妒我比你努力,所以比你厉害吗?

——那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?

“有个词儿叫破镜重圆。”我慢慢说,“咱俩这个圆不回来了,你听见吗?”

然后我调整了一下手腕的角度。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说,打人耳光是全看手腕的,手掌使劲会挺痛。我毫不犹豫又扇了她一个耳光。这次很响。

“你听见了吗?”我重复了一遍,然后把她狠狠一踹,转头离开了。

按照我现在的处理方式,两个耳光抵这五个小时,是很值得的。大概她很要面子,后来我在各个班委那儿都听说她在我背后怎么怎么说,从不敢直接诓我的。我当时回想到她原来如此嫉妒我,嫉妒得发了疯,还要和我亲亲热热地“姐姐”来“妹妹”去,很不容易。能让她在大街上被人扇耳光扇得脆响,其实就够了。

嫉妒一般也很挑剔人。不适合太好,不适合太差,要一个正好能满足自己恶俗的嫉妒心,但是与此同时看起来又很弱小的对象欺负。因为欺软怕硬,所以一事无成。

但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愤怒,直到走回家,身体还在颤抖。冻的占大多数,剩下的都是愤怒。我冲进卫生间,开了热水,把手放到水里,泡了几分钟,然后恢复了知觉。

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脸。

很阴沉。一如既往的。

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,抽了自己一巴掌。很痛。

试着微笑了一下。

一开始很僵硬,有点刻意,但是慢慢地好起来,慢慢地真心实意起来。当然现在想来,和我如今的笑容应该是差了不少的。我说了:那时候我并不自残,也不想自杀,也不想谋杀别人。我当时很傻。

我带着这幅德行,走出卫生间,跟我爷讲:我要和同学打个电话问问作业的事儿。

我拿起电话,拨通了班长的电话,把嗓子压低了一点。

“我和你说个事儿,班长。”停一下,“……你上次丢的那个,特别贵的那个什么…限量版的…对!对!就是那个签名的海报,我今天看着了。”

我在暖气片前面取暖,卷在被子里蜷成一团。

接着我在一条崭新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。

“是那个谁,”我说,“赵静偷的。”

我胡说八道。她压根没拿,她家也没这么件东西。

电话对面沉默了一会儿,她在思考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好像过了挺久一阵,对面才确信地问:“你怎么知道的…?在哪儿看着的?”

我脑子飞速运转。

“就在她家墙上贴着的。”我笑了一下,没出声,听起来还挺忧愁:“她也喜欢那个谁吧?”

哪个谁,唱歌的还是演戏的,我一律都不知道。可是我身边的女孩子这时候都还很单纯,恶意也是,好骗的程度也是。我这条新路走得很顺利,很平静,好像不会出什么错儿。尽管,后来我发现这条道没有那么好走。

现在我是这样一个人:长发,笑口常开,十项全能。我现在穿黑色的帆布鞋,校服永远干净,刘海永远整齐,整齐如我左臂上深约半厘米、长约八厘米的刀口。听歌,写东西,人缘还不错。

我还说过:我从前呆着的那所学校是很烂的。丢东西的人很多,却不知道偷东西的人到底是谁。我们都知道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好骗,有着膨胀的自尊和没成型的价值观。假如稍稍有一点天赋,欺骗他们就绰绰有余。

我的第一个朋友后来被妈妈领走,转学,渐渐和我没有了联系。在此之前,她的桌子里出现了很多写“小偷”“贱人”的纸条。有一天她被一群小姑娘围在一起,她们推推攘攘,又说又笑。只是扯扯头发,踹上一脚,当然没有下手很重。说起来下手重不重这个我没有什么发言权,因为我不是受害人。

我知道,因为我路经此地去找班主任送作业。她看见我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。

女孩子们向我笑嘻嘻地打招呼。我看了我的朋友一眼,也笑了起来。

我放轻声音,心里突然觉得十分轻松。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有什么错儿。我心里有一只猫一直在嚎叫,有一天一辆车冲出来撞死了它,一个精神病捅死了它,一群孩子用石块丢死了它。它死都死了,没有什么话可说。从此我的心就平静了,安逸,善良,平和——对于他人的恶意回以最大的恶意。


——我挥手,说:再见啦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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