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煜

“我再也不向命运低头,尽管我们相伴而生,也将相伴而死,如同血溶于水中。”

2.2|自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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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。之前我已经提到过,所有痛苦和悲伤基本都已经被我们叙述完了。分析过去的自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,如果把分析对象放到近两年可能还不那么容易。我现在分析自己,主要是依靠幻觉。 我其实仍赞美疯狂,就像在早些时候赞美理性一样。人类的成长是一个没法结束的话题:我们上次说到了——我的老师。那么现在可以说一说其他了。

精神的状态可以表现很多方面,譬如有无幻觉。但是对我来讲,这个判定方法不太管用,因为我一直能看见它们。它们一直就在那里。我现在还能够分得清什么是真的,什么是假的。因为我的幻觉还笼罩着一层阴影,但是我不敢担保未来如何。

我坚持认为幻觉和理性是很相近的。幻觉是流沙,行走于流沙之上的人必定被它吞没,这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我的幻觉是一层朦胧的阴影。有人在里面尖叫,也有人在里面抽泣。我戴着耳机走过人潮,周遭车流之声清晰可闻,有人在神经质地抽泣。我不愿意回头,不愿意理会,不愿意圆满顺遂。其实你想一想,大多数事情都可以不去思考。不去思考就很幸福很快乐。

假推理:苏格拉底会死,猫也会死,所以苏格拉底是一只猫。

思想即痛苦,自由即思想。痛苦即自由。我们要说的所有话,它们都起源于此。

现在,让我们说回来吧。我判断自己清醒与否的依据一般是看我的幻觉而定。这是很有意思的,前两年我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,读书也快,做事也快,除了脑子不太好使以外没有什么大的缺陷。这些日子我读书,开始运动,麻木不仁。要到夏天了,我讨厌短袖。

说麻木不仁不太适当,应当说我原来追求文采斐然,现在随心所欲;原来愤世嫉俗,现在觉得无所谓。没有什么高贵与否,聪不聪明,我不过是从来不说。难听点就是:我不想对任何事情负责。我有一个漠然的脑子,虽然仍做着好事,但我自己心知肚明:我只是不想负责。我去辩论,去演讲,去唱歌,去学习,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不想对任何失败负责。我唱歌总比人家高两度,气息不稳,不想改。

不想就是不想,基本上所有用“假如“或者“我懒得去做”开头的假设句,都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。由于我本来就愚蠢无知,傲慢自大,所以决定万万不能再加一个装模作样的黑章。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这个问题我们讲过了。

既然提到近两年,作为回忆录,这部手记已经快完结了。我们的生命由一个个荒诞的故事构成,所有荒诞都只是瞬息。所以不可避免的,这场回忆会一直令人作呕到底。提到呕吐,我想起夏天要来了,我讨厌夏天。

我对明天很有一点打算,作业要写的,手记也要弄,知识点也已经很久没有更新。体育测试的项目要练习。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——大概半个月—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我们从一个容易上手的话题开始,先来说一说我的家庭。近两年我祖父的神智越来越模糊,也越来越沉默。我很久不和父亲一族的亲戚来往了,因为明眼人大概都看得出我家在走下坡路,只等着他油尽灯枯。他确还不会死,只是利齿松动,爪牙朽烂。

祖母临死的时候据说青筋毕露,抓着我的手已经用尽所有力气,但是仍然不和我说任何话,哪怕一个字。她一定托付我的祖父把我抚养成人,又托付我好好照顾一家子。莫名其妙,我当时根本才八岁。我对她的感觉仿佛有一些亲近,但是时光的路途延伸得太长,太长,所有的梦都早早模糊了。

我父亲一贯是不太和祖父讲话的,也决不和他来往。他往往在家里菜买得太多或太少的时候抱怨两句,别的再没有。我么,我不太有资格声讨我的父亲。我对亲情的全部贡献就是多和我的祖父说几句话。一天在学校有八个小时,睡觉七个小时,剩下时间里匀出一点和他说三五句。我善于胡扯,家里总有事情可以说。我可以从水电费扯到大扫除,从居委会改选扯到菜价上涨了一块八毛钱。

他每天看着重复的电视剧,看着重复的纪录片,以前闹着我给他调电视,或者使唤我给他倒酒。这时候他露出笑容,把满口黄牙露出来,满脸的皱纹和赘肉都拧在一起。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去管他,以前大概更明显一些。我那时候早上三点半被电视的声音从噩梦中惊醒,神经质,披头散发,光脚踩在客厅的凉地板上愤怒地冲他尖叫:我还要睡觉!

我们家的生活建立在他的退休工资上。我父亲一向没有进账,只有出账。我祖父以前说:你爸要去做大生意,回来就有钱了……也不知何年何月。我不太乐意和同学出门去花钱,不太乐意出门旅游,也不太乐意讲话。我对全家的方式都和对待祖父的方式相同:我看到他腿上的污垢形成层层白色的鳞片,在他换秋裤的时候剥落在地板上。我会让他去洗头洗澡,但是永远不去伸手帮他。

而我的父亲,他就是那种人。他带我去看我祖母的骨灰盒,她的骨灰和几千个人的骨灰放在一起。清明节我穿一件蓝色的运动外套,带着耳机,乘出租车到半山腰。所谓公墓,其实是骨灰寄存处。他要买一盆塑料假花,我听见某人冷笑,又听见某人说:她一辈子什么花没有养过,看不上这些东西的。然后我拎着一束色彩热烈的鲜花上楼,把她的骨灰盒外面那些蜘蛛网弄掉,才回过神来说话的是我自己的嘴。我把花外头的塑料布揭了,把标着逝者为大的小纸牌摘掉。卖花人不太讲究,这一束当真很灿烂,颜色在雨后甚至扎眼。我把它放在地上,然后离开了,并没有回头。

我父亲说过很多话。他说给我奶奶买一块墓地,说给我找一个好的课外班,说要再娶一个女人,要买一辆车——他年过四十,最大的变化不过是彻底把三角形内角和算成二百七十度。

五年足够让所有人改变。可是我父亲没有给我任何希望。我父亲要叛逆致死。我现在说话很不圆滑,父亲则是拉话题假装圆滑。我觉得他很尴尬,格格不入又硬要削尖了头往里面钻。我对我的家庭过于了解,对他不抱任何希望,也累于向他人解释。善意使我感激,可是不用了。我后来才明白只有痛苦无法被比较或替代。

我的母亲,她是唯一会因为我自杀而感到悲伤的人。我是说,应该不会在我死去七天以后重新回归生活正轨的那种人。我不能担保这个。她的日子很难过,很孤独,我可以说爱她,但是不能说非常爱她。当我想起她的时候,心里的一点感慨大概来源于她年轻时候照片上很幸福的微笑。可是她还没有重要到当我去死的时候会感到愧疚的地步。我的生命也还没有那么重要。

我交往过的人大多都属于此种范围。我爱我的朋友,我的老师,我的母亲和我的读者。我爱花,爱天,爱光和海。我的爱没有任何意义,自由和死亡才有。我和少数人讲述我的过去,得罪了大多数人,乍一看很潇洒。其实不是。不是这样的。我做所有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不想承担更深重的责任——来自我自己残存的自尊心和傲慢的责难,相比之下面对他人的恶意更加简单。

其实要讲我的朋友,讲两个人就很够了。这两个人反正是互相不认识的。一个性格温和一些,和我交流的是写作的痛苦,好像跋涉千里只看到海市蜃楼的虚幻,我的全部幻想与思考,我的才华与傲慢。连累人家是不太好的,所以我称呼她可以是顾昭。这个名字没有内涵,我叫着心虚,但考虑到我大多数时候懒得给故人的幻影起名,她还是很好的。

我朋友太少,在了解我这个人的本质以后还能和我说说话的朋友,那就更加珍贵。

我希望她幸福,希望她可以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,希望她的路途平坦宽广。如果那门是窄的,路是暗的,那么希望她少摔跤。我希望她未来可以有一个走到哪里都眷念的地方。我并不担心这话后来变成个讽刺的笑话。那也无所谓的。我想告诉她,假使我后来如何如何和她断了关系,我还记得她是我的友人,是少年。她永远光鲜亮丽。

一个——我不知道她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有什么必须存在的必要,大概有些人就是这样,没有理由。我和大多数没必要的人都没有关系,可是她例外一些。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:我和她们说话时不必营词造句。肖思远这个名字有一点像男性了,取的意思比较简单,思远人嘛。

她很特别的。我们因为不大不小的问题吵架又和好,互相送生日礼物。她很特别的。我总觉得我大概只是需要找一个人互相拥抱,大喊大叫,大哭大闹,然后我就会好起来。任性又愚蠢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是我最好的奢望,而因为书里的某人走向悲剧结局而哭泣是一种发泄手段。

你要我说她哪里特别:我如果即将去死,会把遗书和笔记都寄给她。

她家里也不太好。而我慢慢发现:把悲剧故事当成笑话说出来起不到任何发泄的作用,但是很安全,后来都随时可以说:我开玩笑的。……我从很多人那里听来了很多故事,更荒诞不经的故事有,而且多如牛毛。这些故事大多是真的,想到这点,我就不太能笑得出来了。

活着也可以。很难,但还可以坚持。不是因为活不下去,是因为不值得。活着也行,死了也没什么关系。我活着主要是因为:我还愿意赞美春天的桃花,赞美牛肉面卖十块一大碗的良心老板。可我如今有更值得我付出生命去得到的东西——只有这一点念想,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手中。我必须拿到它。我可以为了它不顾所有后果。也不在乎世人扼腕叹息或者漠然置之。

我的朋友会说,想好了就去。你很勇敢。

而我想说:你要幸福,你要快乐,你要坚强一点。你要无所畏惧。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少年。但我心想这台词有点矫情,不是我的作风。



我会说:



我的爱浅薄,冷淡,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恃才傲物,冥顽不灵,早早知道只有孤独会一直伴随我,不死不灭,像这里的海风。直到我死去。我愤世嫉俗,不愿意圆满,不愿意低头。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永远。





但是我永远爱你。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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