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煜

“我再也不向命运低头,尽管我们相伴而生,也将相伴而死,如同血溶于水中。”

1.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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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于五月二十二日被判死缓,缓刑三个月。我站着,对面的原告席上坐着晓奕的父亲。我因为谋杀他的女儿(以及其他三个人)而受审。他不到五十岁,两鬓斑白,眼神灰暗。法官念些什么,我又怎么说,他根本没有听到。他就坐在我对面,微微低着头,已经木在那里。晓奕的父亲叫孙建知,先前不这样,一向很有精神,而且无论什么时候都笑着。


法官念“投毒致其友晓某死亡”,其实晓奕不该姓晓。她父亲姓孙,母亲姓谭,和这个姓八竿子打不着。她没有姓,只有名,当年登户口的时候她妈不报孙姓。我没有见过她妈,后者三十七岁的时候因吸食毒品被弄到戒毒所去,三十八岁时在戒毒所自杀。


晓奕过十八岁生日那天,我们不想抽烟喝酒,也不想翻墙出去打游戏。我们俩晚自习的时候偷溜出门,爬上天台。她把头发解开,坐在上面吹风。画面不太美好,风总把她的头发吹到眼睛上去。我们的共同点有很多,比如长相平庸,身材臃肿,出身不高。


我们俩一人一瓶冰红茶。夜风越来越冷,她挨着我坐,把头埋在我肩上。我们的膝盖挤着膝盖。她给我慢慢解释名字的由来,讲到她妈,说:“我到戒毒所去问,我妈拿什么自杀的?你们给了她筷子还是牙刷?或者你们搬来一张新的方桌?卫生间出现了玻璃?人家说没有。他说你妈妈有一天沿着走廊的窗户爬到外墙上,想跑到天台上去,没有抓稳,然后摔死了。”她说着,喝了一口饮料,皱起了眉头。


每月五号到十号是她的生理期。她喜欢垃圾食品,生冷不忌,咖啡大壶大壶地泡。我指着她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最后我说:“我这瓶也是温的。你不要肖想。”


她没有动作。我们俩相对沉默了一会儿。


“我小时候看了很多远离毒品的报道和文章,什么都看,”她说,“我就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,什么东西能让人倾家荡产,人头落地也要拿到。我还恨我妈。老师让写《我的母亲》,我就跟他说我没有母亲。死了。”


她没有波动的表情变化了,面部肌肉在微微抽搐,喘气很用力,像什么——我没有想到。她说话的时候,太阳穴上的青筋迸出来:“……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去吸毒吗?”


晓奕十三岁,和她爸吵架后跑到阁楼上生闷气。灰尘太重,平常没人会来这儿。她推开门的时候看见蜘蛛丝,也积得很厚。她爸是白领,工作很体面,不爱讲话,不喝酒也不抽烟。要是有人劝他酒,平常温和的男人就会摔脸子。话说回来,晓奕当时很轻,在舞蹈队担任领舞,非常灵活。她躲过层层叠叠的蜘蛛网,小心翼翼,没有发出声音,挪开一个有点儿分量的柜子。她在一块可以撬下来的地板下面找到她妈留的信和记录本。


“我爸那时候一喝酒就打她,醒了以后又道歉,又哭。…我妈胆小,她头发掉了很多,人也越来越瘦,憔悴……我爸见了以后就问她: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过日子?然后打她。她说她活不下去了。她还说她知道吸这东西要把家全都毁了,同归于尽。可是不吸她就活不下去。她最后一次就写,我活不下去。”


“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她在扉页上写寄语,舍不得划掉。本子被水泡过一次,其他的页都糊了,扉页干净。'我亲爱的建知,祝我们白头偕老'。”


现在我也没有词可以去形容晓奕的表情。我在大学读了理,她读文。晓奕向我描述她的感觉,说就像奔跑在山道上,没有月光,四面是风声……这时候背后有一只手抓住了你的脚踝,然后摔倒了,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她失去了呼吸的能力,心跳成为了新的痛苦。


我害怕封闭、窒息和黑暗,而恐慌使得我和晓奕的关系更亲密一些。在我眼中,她可能是一只死猫,也可能是一只龙虾,更多时候没有脸,笼罩在雾霭里,但我绝不可能把她和别人弄混。只是看到一个背影,听到一段笑声,我也可以清晰地从人海里把她找到。有一个人需要我去分辨,这种感觉能够减轻我的恐惧。我的恐惧从不针对个体,而是无来由地重复。


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海里,他会拼命扑腾,而且希望抓住什么东西。这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惶恐有点儿像深海。海水总是没过我的头顶。我拼命挣扎,只是站住就已经竭尽全力。这时候我就不知道明天和黎明的意义,而只是在等着黑暗过去。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,活或者死。最恐怖的并不是死,而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。我们赋予什么东西特殊的意义,恰恰是因为自己害怕失去意义。所以自我蒙蔽是软弱而强大的。


我变得沉默寡言。


晓奕说:“对于别人来讲,你的恐惧没有意义。它的麻烦程度只在于是不是表达出来。”天台上的风并没有阻断她的叙述。这是叙述,是一个事实。
我就听她说。经常发生的就是这样。她在说,我保持沉默。我们俩并肩,偶尔一前一后。她走在我前面,帮我挡着别人。再或者我们拿着她的稿子,在天台风大的地方大声喊叫。


我的父母会说:“你没有问题了。你好了。”


这是一种决定。他们不需要询问我,因为我受苦是我的事。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在他们眼里是真正重要的。我的父母穷尽终生,奔波疲命,大概不知道为什么。先前他们说别的事,简化过后都是以“你”开头,句号结尾的陈述句,是一个个指令。


倾诉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习惯,症结在于人和人永远不平等。不平等会带来傲慢与偏见,催生一种畸形但是普遍的轻蔑。这种轻蔑衍生出的所有东西,本质都只是充满优越感和道德快感的施舍。所以,如果我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要提到一些重要的东西,对方的看法往往是非常坚定的——不管其本身的逻辑究竟是多么扭曲。在成为一个被他们认可的人之前,我没有作为独立的意志体提出意见的权力。每个人衡量别人的标尺都不太一样,而大众的标尺更加扭曲。判断我有没有康复的最重要条件,不是医生的意见,而是我父母说:你好了。


我说到这些,一定会有人说:“说来说去你不就是非要说自己有病吗!你有病!高兴了吧!”我已经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指责了。这种指责常常是不负责任的,只有我要为之痛苦。我过于愚蠢,在这种情况下能让我自己高兴的方法——就是让对方相信我可以伤害他。事实上我的确可以,只要我拿起刀就行。这种方式我已经尝试过了,非常有效。我过于懦弱,目前只捅死了别人。


现在会有人觉得:只是一个缺乏关爱的大龄儿童而已,却造成了这样的惨剧……然后他们啧啧称奇起来。其实,人要是知道了自己的死期,就很容易轻蔑。我早早决定,单方面与所有和我不幸联系到一起的人决裂。我的人生是因为大量的这种人——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唾弃和一点参杂其中的好奇,抱着优越感去轻蔑其他人——而毁灭的。


我和晓奕本质上有不同。我是故作姿态,她是真不在乎。我和她做朋友的理由是:我们很相像,但她总是比我更有勇气。


“去说一些事,做一些事。去选择,而不是等着别人选择或者抛弃我。没有幸福,知道自己不会拥有幸福。”她说。


我并不是没有尝试的意愿。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掩饰问题,剩下的时间用于竭力分辨一个人和一只龙虾的区别。对于这些问题,常人总是很难考虑到。所以我的父母说:“你老是抱怨,从来不愿意往前走哪怕一小步。”


我不会回答,我会报以沉默。所有争吵和冷战除了让我更加神经质,从来没有任何积极作用。如果有,就是我的父母变得越来越清静。我厌恶所有没有考证就开口干预的医生、老师和家长,这种厌恶和恐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一个是我的意愿,一个不过是因为我无法逃避。


所有情感对我来讲都像透过海水传来的光,已经失真了。她不会牵我的手。我和她的关系从来不是“我需要她牵我的手”。我们之间是平等的,因为相似。


“呼吸。深呼吸,吸进一大口气,然后吐出来。……别用刀捅死我,那样呼吸的时候伤口会颤抖。别溺死我。我最好死于睡眠。”她笑起来,“永远不会醒。”


我们的斜上方有一盏灯,亮着。我们都不说话,也不碰对方。她恢复了平静,看着我的眼神也很亮。这时候我杀死了我的父母和弟弟,双手沾满干涸的血。她说:


“在我死之前,我要向你坦承我对你的爱。它包含了我对你的希望,但并不与其完全相同。为了防止你陷入对我的责任感怪圈里,我需要先行说明,我对你的爱是希望你幸福。

“我希望你高兴,快乐,不管你能不能分清人和龙虾。你可以去住院,疯疯癫癫的也行。我希望你的理智永远在,这是说你能分得清楚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;什么是无足轻重的,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你永远别和不喜欢的人谈恋爱或者结婚,不管男女。想死就死,想活着就活着。你永远属于自己,而且生来自由。

“不论你是否幸福,生活如何,是否遗忘了我的名字和面貌,我永远爱你。”


我倒了一杯水,把药片一股脑丢进水杯里,搅和得玻璃杯叮叮当当地响。我看着她,她也看着我。


“现在你看我还是蓝壳龙虾吗?”


“不,”我干涩地说,“不是。你还有没有想说的了?”


我没有问那个问题:你为什么要去死?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,大脑传来尖锐的剧痛。眼前的灯光扭曲成了碎片,回放着那个问题: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去吸毒吗?


我捂着脑袋慢慢弯下身来,坐下了。她跟着坐在我的对面。我们俩膝盖挨着膝盖,她把脑袋慢慢埋到我肩上,笑了起来。这个笑容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笑得这么高兴。





“呼吸,”最后,她告诉我,“我还想要呼吸。”





后来她死了。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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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人公:江沂。女性。同性恋、精神病人、杀人犯。和沈煜小姐不太一样,思考回路比较理性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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